书道：笔、墨与文字形态的历史

笔锋含墨量、用力、运行速度与纸的吸收，共同影响线条的粗细、浓淡和枯润。砚用于磨墨，纸张及垫衬提供书写表面。印章可参与作品的视觉安排。

汉字书体常以篆、隶、楷、行、草五类讨论。篆书保留较古的文字结构，隶书形成较平展的笔势；楷书的笔画结构较分明，行、草则依各自写法连带、省略笔画。临书是观察范本并学习其笔法、结构与安排。假名由汉字书写发展，连绵把多个字连接，散写则改变文字在纸面上的位置。

临书以古典书迹为学习对象，有几种不同侧重：形临重视形貌，意临侧重体会笔意，背临则在记住范本后不看原帖书写。创作时，书写者选定诗文、字句，再自行安排书体、笔势和纸面构成。日本书道教育学会的课程与检定把古帖临书、自由构成的创作分别列出；临书中学到的写法，也可进入后来自己的作品。

文字传入与早期书风

汉字、佛教经典与行政文书进入日本的过程，提供了早期书写环境。奈良写经、平安的中国书风与假名发展，是不同阶段。平安初期的空海、橘逸势与嵯峨天皇合称三笔；空海赴唐学习，将王羲之、颜真卿等书法的影响带回日本。平安中期的小野道风、藤原佐理和藤原行成合称三迹，其书写与和样的发展有关；和样并未使与中国书法的交流终止。藤原行成1018年的《白氏诗卷》抄写白居易诗，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，提供了一件有明确年代的实际书迹。

卷首的行列与笔势

卷首题名“八月十五夜同诸客玩月”独立占一行，旁边诗文继续向左展开。看这段原迹，字的大小、浓淡和笔画宽窄并不均一：深重的字与轻细的字交替出现，字间留白也有伸缩。沿着每一行，可以观察字形、墨色与留白的变化，再比较各行的排列。馆方进一步说明，行成用略倾笔锋的侧笔书写，转折处柔和。

白居易诗与色纸

它也是抄写中国诗歌的作品。八篇诗取自《白氏文集》第六十五卷，写在不同颜色的纸上。这件和样书迹采用中国诗歌为文本，以彩纸和变化的笔势安排篇章。

中世家系与手习范本

中世的宫廷家系、寺院与茶会提供了不同的传承场所。镰仓末期尊圆亲王的青莲院流，后来发展为江户的御家流；公文采用这种书风，印刷的《庭训往来》等范本又把它带入寺子屋。室町以后，古代名笔的断简被装裱成挂轴，与禅僧墨迹一起用于茶会，原来的文字片段由此获得新的展示用途。

江户古笔与清代书风

江户初期的近卫信尹、本阿弥光悦、松花堂昭乘被合称为宽永三笔，他们重新学习平安古笔并形成自己的书风。来日的隐元等僧人又带来明代书风。1880年杨守敬赴日，以六朝碑帖等资料影响日下部鸣鹤、岩谷一六等人；学习范本始终随交流而变化。

近代展览与观看方式

近代展览还改变了作品怎样被观看。1877年第一届内国劝业博览会把汉字、假名书与绘画、工艺并列展示；后来美术馆展览和书道团体的公募展，使墙面展示成为常见形式。战后展览中，现代诗文书、大字书和前卫书等方向，分别探索当代文本、少数字形与更抽象的线条表现。

战争与战后团体重建

这些组织经历过战争造成的断裂。1943年多个书道团体被统合为书道报国会，1946年日本书道美术院成立，重新组织展览；1948年日展增设书科，同年报社主办的全日本书道展也开幕，后来发展为每日书道展。不同机构为书家提供了新的公募和展示场所。

战后学校毛笔教学

学校的毛笔教学同样经过调整。战后初期，小学写字课程以硬笔为主；1951年的学习指导文件允许学校根据需要，在四年级以上适当年级把毛笔习字作为国语学习的一部分。学校教授日常书写与展览中的艺术创作相互关联，却并非同一套课程目标。

文字的原来用途

日记、信札、和歌与写经可以在后世被作为书法欣赏，但它们最初的使用任务并不相同。博物馆中的一页日记既是历史记录，也保存具体人的笔迹；理解作品时，把文本内容与书写形态一同阅读。

卷末的书写与购藏记录

《白氏诗卷》还保存了后来收藏的记录。行成在卷末自称借用了经师的笔，点画不佳，请人不要见笑；后面的藤原定信跋文记1140年从卖物女子手中买得此卷及小野道风的另一件书迹。卷中的诗文写于1018年，1140年的跋文则记下了后来的购藏经过。